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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立回忆心中的耀邦:他对我影响最大最深刻(2)

发表日期:2019-09-10 03:25  作者:admin  浏览:

  “”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1982年4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同志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同志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

  7特写:你先走,我跟着来——龙门八旬夫妇生死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