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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身翻译谈:从未见过这么精彩的人(3)

发表日期:2019-08-19 06:22  作者:admin  浏览:

  今年6月初,我们去牛津大学开中国模式研讨会,BBC还在播1989年那场风波,所以我演讲完了,人家就问那场风波你怎么看,还是用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来质疑我们。我说我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当时中国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种是一批学生所代表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也正好来北京访问,学生打出的口号是“今天的苏联,明天的中国”,英雄凯旋般地欢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压到一切。中国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在当时的知识界,这个口号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另外一种力量是以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他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愚蠢的,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都一定要服务于这个目的,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是愚蠢的。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政治力量没有办法妥协,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悲剧,但重要的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同的观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保持稳定,经济上奉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至少70%的中国人会感到高兴,中国人勤劳,只要有政治稳定和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人民和国家都会富裕起来,这叫雪中送炭,然后再一步一步锦上添花,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我这样解释,英国人或多或少听懂了。中国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的。

  会见中又谈到了香港,就说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看到香港回归。穆加贝说你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的。说,那得看看马克思批准不批准,邓后来还加了一句话:“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的坦率和幽默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再讲一下和戈尔巴乔夫。给领导人做翻译有一个好处,有时候领导人见完外国客人后会随意地发表一些评论。我当时已经离开外交部了,苏联解体以后我问过外交部的老同事,我说有没有私下评论过戈尔巴乔夫。他说邓还真说过: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这个评论线年戈尔巴乔夫居然有勇气去参加俄罗斯竞选,得票率不足1%。1990年我去过苏联,戈尔巴乔夫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但是莫斯科商店里空空如也,95%的柜台是空的,剩下商品中95%的商品是要排队购买的,而且排长队。

  我去年去了云南红河自治州一个贫困县下面一个乡的小卖部,它的商品都比1990年代莫斯科红场最大的百货商店要丰富。俄罗斯的朋友当时跟我说了一个笑话,说戈尔巴乔夫干得太差了,有一个人说,我要把他给干掉,他就带着枪去克里姆林宫,但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说你完成任务了?他说没有,他说克里姆林宫前排着长队,人手一把枪。我后来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中国触动》一书。世界上最大国家的领导人雄心勃勃地推动所谓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苏联经济已经崩溃。现在很多回忆录已经出来了,苏联当时经济崩溃到什么程度?最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给老布什写信,求借两百万美金,因为公务员和军队的工资都发不出了,老布什说不行,你还要继续改革,结果国家就崩溃了。

  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为做翻译,见了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

  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为做翻译,见了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这张照片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没有这张照片。这是我今年到北京开会,抽空去参观国家博物馆,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三楼有外国领导人赠给中国领导人的礼品展览,突然看到有加纳国家元首送给的礼品,上面有这张照片,我就用手机拍了下来,不管怎么样,也算是留下了一个纪念。罗林斯是真心诚意的要向中国学习。那次也很有意思,我估计45岁以上的人可能记得,1985年9月18日,当时中国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党史上非常少见,可见它的意义特殊。那次会议主要是实现了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下了十位老人,等都退了下来,胡启立、、、乔石、、等六个新人上去了。现在看来,中国领导人的有序接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对中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那天非常高兴,他直接从大会会场走到了福建厅,到了福建厅之后对外交部领导问了三个问题,他说你们送来的材料我都看了,我问三个问题,第一,加纳的政局稳不稳;第二,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第三,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怎么样?我觉得一下子抓住了重点。我也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政局普遍不稳,包括加纳总统罗林斯本人也是通过三次政变上台的,老百姓的生活大部分没有多少改善,现在又有埃博拉病毒,我们特别谦虚,说我们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有一亿人贫困线以下,我去看过贵州、云南的穷地方。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许多穷人到非洲国家,甚至到印度,怎么都是中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过土地改革,我们农民有地有房子,即使一天收入一美金两美金不到的农户,吃饭也是三菜一汤,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远远到不了这个水平。这不是用西方的、联合国的标准,而是用我自己的横向比较的标准,也是实事求是的标准。中国人要推动以实事求是为准绳的标准创新,否则难以进行客观的横向比较,甚至还会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

  非洲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处理不好,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极端依赖西方,要么极端反西方。我们今年6月去牛津大学讨论中国模式,有人问非洲国家是否可以采用中国模式,我说这确实很难。因为中国模式的前提是新中国是通过22年的武装斗争打出来的,而且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交过手,我们为自己的民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和展示的决心,是全世界少有的。一般的非洲国家不要说和美国抗衡,一个小国家比利时施加压力,它可能都受不了,甚至BBC发一条新闻,这个国家可能就要乱了,他们的情况和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无法照搬中国模式,也没有必要照搬。但非洲国家在政策上可以适当调整,对西方适度开放,对全世界适度开放,但一定要守住底线,趋利避害,这是中国的经验,他们可以参考。

  那次见罗林斯,一上来就问他抽不抽烟,罗林斯说不抽,但您可以抽。邓说,那我就抽了,他还指着自己手里的熊猫牌香烟,说这个香烟是“他们专门用来对付我的,尼古丁含量比较低”。然后就从党的代表会议谈起,说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人才短缺。中国解决的办法是靠培养,另外还要利用好现有的人才,人才培养要有规划,要有梯队。当时的心情特别好,因为改革开放起步顺利,农村责任制的推广,整个特区的建设都比较顺利,所以对罗林斯说“看来我们已经开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罗林斯接下来要去厦门特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说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成绩,但不要照搬中国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会见结束后罗林斯就直接去机场赴厦门了,当时习是厦门市副市长,我们当时也见到了他。我接触过十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罗林斯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他真心想学习别人的东西,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请。他一路感叹,说加纳人缺少理性,中国人非常理性。西方国家给我们一个模式,我们必须照搬,但你们的说,你们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中国模式,只有一个伟大文明的代表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次访问给罗林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晚上都睡不着觉,一个人坐在钓鱼台18号楼的大客厅里沉思,外交部礼宾司的人着急了,让我去劝他休息,他说他还在思考中国的经验,睡不着觉。那是1985年,中国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让他非常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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